浙江自勾践兴邦，蔚成霸业，但文风未启。
　　两汉时期有《越绝书》和《吴越春秋》传世，是为浙江民间文学和小说的发端，其中关于大禹治水和勾践西施等的传说流传至今。东汉上虞的王充是浙江第一位文论家，其哲学著作《论衡》批判天人感应等谶纬迷信思想，提倡无神论。其文简朴，平易流畅，不事修饰，在文学批评上主张文质并重和艺术的独创性、风格的多样化，对后世的文学理论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。
　　三国以后，浙江文运渐兴，取得了第一次大面积的丰收。
　　小说方面，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志人志怪小说，如东晋初年定居嘉兴的干宝著有《搜神记》。另外，当时有影响的小说作品还有《齐谐记》、《续齐谐记》、《妒记》和《俗说》等。
　　散文方面，东晋时定居会稽山阴（今绍兴）的王羲之为文自然疏爽，代表作有《兰亭集序》。
　　诗歌方面，南朝刘宋时家居休宁（今上虞）的谢灵运有《谢康乐集》，诗作描写江南山水，情景交融，设色华丽，刻画精细，如"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（《登池上楼》）、"明月照积雪，朔风劲且哀"（《岁暮》）等名句历来为人所传诵。他的诗促使两晋的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，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的山水诗派，对以后的诗歌发展有很大影响。
　　文学理论方面，武康（今德清）沈约的"永明体"诗歌及其在诗歌理论方面提出的"四声八病"说，为中国古代诗歌的音韵美提供了理论基础，在古代文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另外，烂柯山和刘阮入天台的传说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，影响颇大。
    唐代浙江经济发展，文学亦比较活跃，诗歌和传奇小说作品荦荦可观。
    吴越国时期浙江的经济更显殷实富庶，南宋定都临安（今杭州），浙江成了皇都近畿，加上印刷术的发达，私人藏书的普遍，发展文学的条件更加有利，使这一时期的浙江文坛出现了空前的繁荣。
　　元代浙江文学以曲为主。庆元（今宁波）张可久是散曲"清丽"派的代表，创作富江南特色，著有《小山乐府》。嘉兴徐再思作曲亦以清丽工巧见长，他和贯云石合著《酸甜乐府》。元代后期不少北方曲家如郑光祖、乔吉、贯云石等寓居浙江，杭州逐渐成为当时的散曲创作中心。
当时南戏非常繁荣，《荆》、《刘》、《拜》、《杀》四大南戏中，浙江创作的《刘知远白兔记》、《拜月亭》（杭州施惠著）和《杀狗记》（淳安徐田臣著）占了三种。元末瑞安高则诚的《琵琶记》使南戏的文学性大为提高。
    明清时期浙江文学繁荣，诸体兼备。长篇小说有《西游补》、《后西游记》、《说岳全传》等，其主旨皆归依于现实。白话短篇小说在明代有"二拍"，即乌程（今湖州）凌濛初的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和《二刻拍案惊奇》，影响甚广，后有《西湖二集》、《幻影》等作品出现，使文人拟话本的创作蔚然成风。